蘿卜快跑定價構成反壟斷法規制的“掠奪性定價”嗎？| 包容審慎對待無人駕駛技術商業應用

　　引言

　　“蘿卜快跑”是百度Apollo推出的自動駕駛出行平臺，憑借創新的運營模式和低廉的定價策略，其迅速進入網約車市場，但引發了社會對其定價合理性的質疑。近日，武漢市監管部門回應稱，此為市場調節價，無法干涉。這一回應引發了關于“蘿卜快跑”低價策略的廣泛社會討論。作為關乎多方利益主體的公共事項，無人駕駛網約車定價雖然系屬市場主體自由，但更關乎市場競爭秩序、消費者福利及社會整體福祉。因此，在法治視野下，應認真對待“蘿卜快跑”的低價策略。具體來說，它到底是監管部門所稱的“市場調節價”，還是部分觀點所認定的《反不正當競爭法》上的“低價傾銷”，抑或是《反壟斷法》規制范圍內的“掠奪性定價”？

　　一、“蘿卜快跑”的過低定價是市場調節價嗎？

　　我國《價格法》第11條規定，經營者在進行價格活動時，享有自主制定屬于市場調節的價格的權利。武漢市監管部門認為，“蘿卜快跑”的定價屬于市場調節價。這一觀點忽視了“蘿卜快跑”的定價事實和低價策略的負外部效應，是對市場調節價的誤讀。

　　首先，“蘿卜快跑”的定價遠低于行業合理定價。產品定價應參考行業合理定價。從武漢市網約車市場的情況來看，在普通時段，“滴滴快車”的起步價為10.2元，每公里里程費為1.61元；“T3出行”的起步價為10.5元，每公里里程費為1.35元；“曹操出行”的起步價為10.6元，每公里里程費為1.37元?？梢姡m然不同網約車平臺在具體定價上有所差異，但在整個網約車市場中，已形成了較為一致的行業合理定價。而且，這種網約車市場的行業合理定價，與作為相關市場的出租車市場的行業定價也十分相近。然而，在武漢市網約車市場中，“蘿卜快跑”通過大額補貼的方式，使其用車價格降至每公里不足1元錢。顯然，這一定價大幅度低于行業合理定價。

　　其次，“蘿卜快跑”的低價策略具有排除、限制競爭的負外部效應。“蘿卜快跑”通過短期運營補貼來迅速獲取市場份額。此策略有助于其在短期內排擠競爭對手，實現市場壟斷。而一旦市場支配地位穩固，平臺便可能利用這一優勢回調商品定價。通過未來的價格上調來回收初期的巨額成本投入。這類行為也被稱為現代資本的“跑馬圈地”。支付寶、美團、滴滴等平臺企業在進入市場的初期均在不同程度上采用了此種定價策略。其結果是，市場內的競爭者減少，消費者的選擇面臨限制，最終引發監管部門的關注和介入。事實上，“蘿卜快跑”的低價策略已經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相關市場競爭。例如，武漢市建設汽車客運有限公司擁有巡游出租車159臺，因受到“蘿卜快跑”的運營沖擊，自2024年4月以來，已經退車停運4臺，且有繼續蔓延之趨勢。由此可見，“蘿卜快跑”的低價策略排除、限制了相關市場中的競爭，負外部效應明顯。

　　實際上，“蘿卜快跑”的低價并非市場調節價。市場調節價是指由經營者自主制定，通過市場競爭形成的價格。其依據是經營者的生產經營成本和市場供求狀況。百度高管表示，“蘿卜快跑”預計在2024年底實現收支平衡，在2025年全面進入盈利狀態。也就是說，自2021年推出至今，其始終處于虧損狀態，其商品銷售價格低于平臺運營成本。顯然，“蘿卜快跑”的定價不是基于市場競爭而形成的，其依據并非出于對生產經營成本的考量。尤需注意的是，“蘿卜快跑”的低價亦非基于“無人駕駛創新技術的應用”所帶來的生產成本降低，而是緣于為快速占據市場份額而犧牲短期盈利空間所實施的定價策略。這種低價策略擾亂了的網約車市場定價秩序，有違《價格法》中市場調節定價相關規定。

　　“蘿卜快跑”的過低定價不屬于市場調節價，故其定價行為具有違法性。問題的關鍵在于，其應受何種法律之規制？具言之，“蘿卜快跑”的低價策略屬于《反不正當競爭法》上的“低價傾銷”，還是《反壟斷法》上的掠奪性定價？

　　二、“蘿卜快跑”的低價策略屬于“低價傾銷”嗎？

　　針對“蘿卜快跑”的低價策略，有觀點認為，應依據《反不正當競爭法》和《價格法》，認定其構成“低價傾銷”。低價傾銷，特別是以排擠競爭對手為目的，以低于成本的價格銷售商品的行為，明顯有損其他經營者利益和市場秩序。表面上看，這種行為當屬“不正當競爭行為”的范疇。但辨析《反不正當競爭法》和《反壟斷法》的立法面向，回顧《反不正當競爭法》的修法歷程，可以發現，“蘿卜快跑”的低價策略并非“低價傾銷”。

　　首先，從立法面向來看，“蘿卜快跑”的低價策略不屬于我國《反不正當競爭法》的適用范圍。盡管《反不正當競爭法》與《反壟斷法》均圍繞市場競爭展開，但二者的規制對象與規制目的涇渭分明：前者的規制對象為經營者的不合理、不正當競爭行為，其目的在于，維護市場正常競爭秩序，保護市場中其他經營者的合法權益；而后者的規制對象是經營者的排除、限制競爭的行為，其目的在于，保障市場參與者的多元化，保護消費者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相較于《反不正當競爭法》，《反壟斷法》所欲規制之對象，會對競爭產生更為惡劣的負面影響。正因如此，其采取了更為嚴苛的規制措施，且允許公權力對市場進行監督和管理。質言之，《反壟斷法》的規制對象危害性更大，規制措施更嚴厲。“蘿卜快跑”的低價策略不僅能夠幫助平臺實現市場壟斷，而且已經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相關市場上的競爭。其本質顯然是排除、限制競爭的行為，屬于《反壟斷法》的適用范圍。若運用《反不正當競爭法》來規制這種低價策略，則顯然是低估了它的反競爭效果，將排除、限制競爭行為誤作普通的不正當競爭行為。

　　其次，從修法情況來看，針對所謂“低價傾銷”，《反不正當競爭法》已不具有適用正當性。2017年，我國《反不正當競爭法》修改，刪除了關于“低價傾銷”之規定。此舉在當時引發爭議，但在2019年該法再次修訂時，其依舊沿用了刪除“低價傾銷”這一作法。對此，時任國家工商總局局長張茅在《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反不正當競爭法（修訂草案）>的說明》中作出解釋，之所以在《反不正當競爭法》中刪除以排擠競爭對手為目的的“低價傾銷”條款，是因為其已經由《反壟斷法》第22條予以規定。由此可見，《反不正當競爭法》上的“低價傾銷”為《反壟斷法》上的“掠奪性定價”所吸納。對于壟斷企業所實施的“低價傾銷”，可以直接視為《反壟斷法》上的“掠奪性定價”；對于非壟斷企業實施的“低價傾銷”，原則上，應當將其歸于正當的自由競爭行為，不構成違法行為。當然，在司法實踐中，依舊存在依據《價格法》第14條和《反不正當競爭法》第2條來規制低價傾銷的司法判例。但此類做法是錯誤的，其忽視了《反不正當競爭法》的修法意旨，屬于對該法第2條兜底條款的不合理解釋。而且需要注意的是，我國《價格法》自1998年頒布后沿用至今，其已較難適應市場經濟的迅速發展和市場競爭的現實境況。未來，或可對其修訂，以實現其與《反不正當競爭法》的有效銜接。

　三、 “掠奪性定價”：基于杠桿效應的市場支配地位證成

　　在我國，反壟斷法意義上的“掠奪性定價”是“濫用市場支配地位”行為之一種。“蘿卜快跑”的低價策略是否屬于“掠奪性定價”？答案的關鍵在于，經營者是否具有市場支配地位。然而，作為中文搜索引擎領域的頭部企業，百度無論具有何等資金與技術實力，我們都難以直接稱其在網約車市場（甚至包括出租車市場在內的出行服務市場）具有市場支配地位。這為將“蘿卜快跑”的低價策略認定為“掠奪性定價”，造成了障礙。易言之，百度本身并不處于相關市場，故難以認定其在網約車市場具有支配地位，也就難以認定“蘿卜快跑”低價策略的反壟斷法適用正當性。在此，“杠桿效應理論”可資應用。

　　杠桿效應，也稱傳導效應，是指企業利用其在一個市場上的壟斷地位，來控制另一個市場上的競爭狀況，從而擴大其市場支配能力，獲取額外的壟斷利潤。“杠桿效應”的理論雛形源于專利法制度，后經過美國判例法的發展和完善，形成了反壟斷審查中的“杠桿效應理論”。對搭售、縱向并購、平臺自我優待等行為的反壟斷審查，都可被視為適用“杠桿效應理論”的案例。在我國，該理論具有適用基礎。在立法精神層面，我國立法明確表達了對壟斷企業利用杠桿效應實施排除、限制競爭行為的否定態度。例如，《反壟斷法》第22條第1款第4、5項規定，禁止具有市場支配地位的經營者沒有正當理由搭售商品，在交易時附加其他不合理的交易條件，或者限定交易相對人只能與其指定的經營者進行交易。在司法實踐層面，我國反壟斷執法機構也會依據“杠桿效應理論”，評估壟斷企業在其他市場中的支配能力，以判斷該企業在其他市場中實施的行為是否構成壟斷。例如，在廣為人知的“可口可樂并購匯源果汁案”中，商務部就曾直接援引“杠桿效應理論”，作為駁回可口可樂公司并購申請的主要依據。在公告中，商務部指出：“集中完成后，可口可樂公司有能力將其在碳酸軟飲料市場上的支配地位傳導到果汁飲料市場，對現有果汁飲料企業產生排除、限制競爭效果，進而損害飲料消費者的合法權益。”總之，運用“杠桿效應理論”審查“蘿卜快跑”在網約車市場中的實際地位，具有立法與司法層面的雙重基礎。

　　依據“杠桿效應理論”來看，百度作為全球最大的中文搜索引擎和國內唯一可提供從芯片設計到深度學習框架及應用層面全棧式AI能力的公司，利用自身優勢與平臺經濟特點，將其在中文搜索引擎和AI服務市場中的市場地位傳導到了網約車市場。百度集團副總裁、智能駕駛事業群組總裁王云鵬表示，自2013年入局自動駕駛領域后，百度每年的研發投入都不低于100億，近十年的累計研發投入已接近1500億元。依據《反壟斷法》第23條的規定，認定經營者的市場支配地位，應當依據相關市場份額、經營者財力和技術條件、經營者控制銷售市場的能力、其他經營者進入相關市場難易程度等多種因素。也就是說，經營者在相關市場中的份額只是推定該經營者具有市場支配地位的考量因素之一。除此之外，經營者的財力、技術、控制市場能力也是推定經營者具有市場支配地位的重要依據。這一點在《反壟斷法》第22條第3款關于“市場支配地位”的概念性規定中亦有體現。在“蘿卜快跑”低價策略事件中，百度為“蘿卜快跑”提供了大量資金與技術支持，使其不僅擁有先進的自動駕駛技術、自主研發的AI算法和機器學習模型，還擁有高額財政儲備，有能力以低于成本的價格銷售商品并運營至今。這些優勢均是相關市場中的其他網約車平臺和出租車公司無法擁有的。同時，正是得益于這些優勢，“蘿卜快跑”才能在相關市場中控制商品價格，搶占市場份額，排擠其他經營者，阻礙其他經營者進入相關市場。概言之，表面上，“蘿卜快跑”尚未在相關市場中占據主要的市場份額，但事實上，作為百度旗下的平臺，“蘿卜快跑”已經擁有了支配市場的實際能力。因此，“蘿卜快跑”實施低價策略的行為，應屬反壟斷法意義上的“掠奪性定價”。

　　值得注意的是，有學者認為，杠桿或者傳導的唯一力量在于產品的互補性。企業利用杠桿效應實施壟斷行為的對象應當是具有互補性的產品，如打印機和墨盒，手機和標準沒有統一的電池等。誠然，在傳統市場中，若非產品彼此具備互補性，消費者往往難以接受企業將其市場支配地位傳導至其他市場。但是，隨著平臺經濟的發展，杠桿效應的發揮已不再受限于傳統意義上的產品互補性要求。具體而言，百度等頭部互聯網平臺能夠依托平臺生態系統的特點與平臺經濟的內在邏輯，實現更多維度的市場控制力延展。一方面，百度可以通過強大的數據分析能力和龐大的用戶網絡，精準識別并滿足用戶需求，進而在網約車市場等多個市場中實現壟斷地位的跨領域延展。這種延展并非基于產品的互補性，而是基于超前的資源配置能力、創新的服務模式和靈活的定價策略。另一方面，平臺經濟的市場競爭是高度動態性的，具有跨界競爭、顛覆創新、用戶多歸屬等一系列特征。這些特征為杠桿效應的實現創造了條件，方便百度將原有的規模優勢，擴展至“蘿卜快跑”所在的網約車市場，使其在市場競爭中占據有利地位。由此可見，產品的互補性已不再是杠桿效應實現的必要條件。若堅持以“產品不具有互補性”為由，否認“蘿卜快跑”在杠桿效應下所實際具備的市場支配地位，則觀點有失偏頗。

　　結語

　　百度作為全球最大的中文搜索引擎，“蘿卜快跑”作為網約車市場中的無人駕駛平臺“新貴”，后者依托前者在搜索引擎領域的市場地位，通過杠桿效應，實現了對無人駕駛網約車市場中支配地位的實際占有。由是觀之，“蘿卜快跑”實施低價策略的行為，已經構成了《反壟斷法》第22條第1款第2項規定中的“掠奪性定價”，亟需《反壟斷法》的精準定位與適用。不可否認，作為無人駕駛技術商業化應用的先行者，“蘿卜快跑”不僅為出行服務業注入了科技創新的動力，而且激發了人們對傳統出行方式在安全性、衛生條件等方面的審視與反思。因此，若針對“蘿卜快跑”進行反壟斷審查，則應秉持包容審慎的原則，既應維護市場競爭的公平與秩序，又應確保科技創新活力不被過度遏制。法律本是平衡的藝術。科技創新成果惠及大眾，技術進步與市場競爭和諧共生，是為科技時代的法治愿景。